对于国内的医学研究者，2018年《Oncotarget》被从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范围移除，是一个轰动的事件。一方面，一大批中国作者受到波及，不管是非曲直如何，其中的大多数人遭受了各种方面的损失。另一方面，《Oncotarget》被剔除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得大家无从判断哪些期刊也存在被SCI剔除的风险。四年前网上对《Oncotarget》被SCI剔除事件有大量的讨论。四年后的今天，余波渐平，是时候回顾这个事件了。
一、事件经过
一颗新星
《Oncotarget》（ISSN:1949-2553）是一本2010年创刊的肿瘤学期刊，出版商是Impact Journals，出版模式为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从创刊到2017年，《Oncotarget》通过高速的发展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2010年《Oncotarget》发表的Article（原始研究）和Review（综述）总计74篇，2014年开始大规模扩刊，好像体外培养的细胞进入了对数生长期 ，到2017年，发表Article和Review的数量达到了9219篇（图1）。在快速扩刊的同时，《Oncotarget》的引文指标表现良好，影响因子仅有小幅下降。
图1. 2010-2017年发表Article和Review的数量
《Oncotarget》获得了一些赞誉，比如《Oncotarget》编委、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Andrew V. Schally曾盛赞《Oncotarget》是“肿瘤学和癌症研究领域杰出且最重要的期刊”，“值得肿瘤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力支持”[1]。《Oncotarget》也在肿瘤学的细分领域树立了自己的地位。Zhai等2018年发表的文献计量分析报道《Oncotarget》发表的lncRNA（long non-coding RNA，长非编码RNA）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期刊，可能会成为该领域的“主窗口”[2]。《Oncotarget》发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文章，一度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
然而，也有人对《Oncotarget》的评价是负面的。早在2017年，国内就有机构将Oncotarget列为“预警期刊”[3]。
被Medline剔除风波
当今学术期刊的种类已经多得难以计数，为了筛选优质的期刊，出现了各种索引，在生物医学领域最有名的要数SCI和Medline。SCI由商业公司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管理，Medline由NLM（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管理，NLM隶属于NIH。SCI与Medline有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存在包含关系。
2017年8月，NLM将《Oncotarget》移出了Medline的收录范围。Retraction Watch引述NLM图书馆运营部门副主任Joyce Backus对此事的回应称，NLM不会公布对其审查委员会对《Oncotarget》的审查意见，希望大家参考Medline对期刊的选择标准“得出自己的结论”[4]。但是到了2018年1月，NLM撤销了此前的决定，并将之前未收录的文章补录进Medline[5]。NLM同样未就关于为何撤销此前的决定给出详细解释。
这场风波成为了《Oncotarget》被SCI剔除的前奏。
被SCI剔除
一些网帖显示2017年下半年一直有《Oncotarget》将被SCI剔除的传言。2018年1月，有人在Master Journal List查询“《Oncotarget》”，显示期刊索引状态为“Dropped”，证实了科睿唯安已在2017年末将《Oncotarget》移出SCI的收录范围[6]。出版商Impact称没有收到提前通知，并谴责该决定。
许多作者对科睿唯安的决定感到惊讶[7]。一些作者对《Oncotarget》被剔除感到失望与愤怒，据称有中国青年学者威胁要自杀[8]。一些人在网上发起请愿，呼吁科睿唯安撤销剔除《Oncotarget》的决定[8-9]。有很多中国作者联系《Oncotarget》要求撤回投稿，或者寻求撤回（withdraw）他们刚刚被接收或在线发表的文章[10-13]。
事件余波
许多作者未（能）撤回他们已经被接收或在线发表的手稿，这些手稿陆续在2018年正式发表。
Impact进行了一些挽回局面的尝试，包括在2018年6月发表诺奖得主编委Andrew V. Schally的研究文章[14]，承诺更加重视学术诚信等。《Oncotarget》在官网的Scientific Integrity专栏提到，《Oncotarget》将坚持严谨而有见地的同行评审，并指出“任何不道德的出版行为都将受到调查，即使在出版多年后被发现”，“如果确认有错误或不当行为，将在期刊上发表勘误或撤稿声明”。
但《Oncotarget》的承诺遭到了一些质疑。比如2020年2月，Impact在出版后同行评议（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平台PubPeer为三篇发表在《Oncotarget》的文章展示了其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图像检测报告，三份报告均显示未检测到图像被操纵的痕迹[15-17]，但这三份报告似乎无法回答“楼上”的质疑。知名出版后同行评议审稿人Elisabeth M Bik随即发表博客文章，认为这表明《Oncotarget》无意改进他们的同行评议和质量控制流程[18]。
二、关于被剔除原因的推测
《Oncotarget》为什么会被SCI剔除，问题的答案在科睿唯安手里，既然它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信息来推测。
有理由认为《Oncotarget》被剔除的主要原因不是恶性商业竞争。《Oncotarget》的商业模式被认为有非常可观的利润，于是有些人在讨论这件事时，一定要煞有介事地强调科睿唯安是商业机构，认为科睿唯安此举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或者是敲诈不成后的报复行为。
对此有三点值得考虑：
第一，科睿唯安和Impact分处学术出版产业的不同位置，二者的竞争关系并不密切。
第二，SCI的声誉已经转化为巨大的商业价值，如果SCI的期刊选择标准被公众质疑，势必会折损SCI的商业价值，大概率得不偿失。
第三，这种讨论将包括作者在内的学术出版中其他角色置于无辜无助之中，实际上在否认讨论的前提和必要。
我们可以从几个信息源寻找《Oncotarget》被剔除原因的线索。
Impact方的声音
第一个信息源是Impact为《Oncotarget》进行的辩护，以及Impact援引的其他讨论，包括一篇社论[19]、《Oncotarget》《对Web of Science声明的评论》[20]、Shea Swauger 2017年在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发表的通讯文章[21]（由于未知的原因，这篇较早发表的通讯被标记为前述那篇社论的勘误[22]）、Groneberg等2018年在Scientometrics发表的文献计量分析[23]（Oncotarget在期刊官网设置了指向这篇文章全文的超链接）和Phil Lankers 2018年在NYC Inquirer发表的评论文章[8]。
Impact方的声音肯定《Oncotarget》是一本优秀的期刊，并试图把Beall’s list将《Oncotarget》标记为“潜在的掠夺性开放获取期刊”（potential predatory scholarly open-access journal）与《Oncotarget》被剔除建立关联。暗示科睿唯安采信了Jeffrey Beall对Oncotarget的攻击。
Jeffrey Beall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于2018年春季退休。他首先提出了“掠夺性开放获取出版”（predatory open access publishing）的概念[24]，促进了学界接纳“掠夺性出版”这个概念。常见的开放获取模式是作者付费，作者为被期刊接收的手稿支付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读者可以免费阅读文章。在这种模式下，纯粹的掠夺性出版可能类似在地方性报纸刊登广告，只要内容没有严重的问题，“给钱就发”。
2008年Beall创建了一个名单，收集他认为在从事掠夺性出版的出版商和期刊，这份名单就是Beall’s list。Beall’s list毁誉参半，对它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Beall确定掠夺性出版的标准不够完善；二是他对掠夺性出版和OA之间关系的观点似乎发生过转变[25]；三是认为Beall没有资格指责具体的期刊或出版商。
许多人曾向Beall施压，比如Retraction Watch报道《Oncotarget》的一位编辑曾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一位Beall所在的大学的研究者，这位研究者曾在《Oncotarget》发表研究文章。这位编辑称Beall告诉他这位研究者的论文可能涉嫌伪造，期刊正在考虑撤稿[4]。2017年初，Beall在各种压力下关闭了Beall’s list网站[26]。
图2. 2016年Jeffrey Beall在社交媒体发文
Beall将《Oncotarget》列为“掠夺性期刊”，还曾经公开批评《Oncotarget》的同行评议存在问题（图2），但是我不认为Beall对《Oncotarget》的批评可以成为《Oncotarget》被剔除的主要原因。诚如一些对Beall进行攻击的人所言，Beall并未成为某种权威[27]，科睿唯安不可能用Beall’s list替代他们对期刊的评估。相反，有理由怀疑Impact使用了“红鲱鱼”（Red Herring）的技巧，通过刻意引入《Oncotarget》被列入Beall’s list这个议题，转移寻找《Oncotarget》被剔除原因的人的注意力。
对部分出版物的质疑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信息源，是部分在《Oncotarget》发表的文章，在出版后同行评议中遭到的质疑。出版后同行评议经常是不公开的，比如公众可以将他们对一篇文章的商榷与质疑发给期刊，由期刊联系作者进行答复。也有一些是公开的，比如一篇2016年发表在《Oncotarget》的文章，2018年在社交媒体上被质疑[28]，同年被撤稿[29]。2019年末Elisabeth M Bik发表博客文章，称审阅《Oncotarget》在2015-2019间发表的论文，发现了96篇论文存在可疑的结果图片[30]。
不过，这些质疑虽然对我们认识《Oncotarget》被剔除事件有价值，却很可能不是事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出版后同行评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许多质疑当时可能尚未发起，即便文章有问题，个别文章存在异常，可以是个别问题。事实上，近年有不少期刊被发现发表过一些存在异常的文章，但似乎没有期刊因此很快被SCI剔除。
SCI的期刊选择标准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Medline和SCI的期刊选择标准的差异，因为NLM撤销了从Medline剔除《Oncotarget》的决定，而科睿唯安没有。Medline和SCI的期刊选择标准存在相似性，如果《Oncotarget》没有违背Medline的标准，但违背了SCI的标准，那么问题最可能出在同行评议过程上。
传统的同行评议过程是，审稿人在编辑的组织下对作者提交的手稿进行评议，编辑和编委根据修订后的手稿和同行评议过程，综合考虑是否接收发表。除了最后发表的文章，同行评议过程中的文件、通讯均不公开，外界往往只能通过期刊发表的文章的质量来倒推同行评议的质量。
关于同行评议过程，Medline评价的内容是，“关于同行评议过程的信息是否明确且足够详细，包括同行评议的类型和通常分配给稿件的审稿人数目”[31]。SCI相关的期刊选择标准有两条，一是“期刊必须提供易于访问、清晰的声明，说明其对所有已发表内容的同行评议和/或编辑监督的承诺”，二是“发布的内容必须反映充分和有效的同行评议和/或编辑监督”[32]。可以发现，SCI的期刊选择标准明确关注同行评议政策是否被有效执行，而Medline没有。
如果同行评议过程没有按照期刊的政策进行，就可能存在操纵同行评议。操纵同行评议可以有多种形式，以期刊的参与度升序，可能包括 （1）由不是作者的第三方代替作者进行投稿；（2）作者向编辑推荐存在利益冲突的审稿人，并谎称其与作者不存在利益冲突；（3）作者向编辑推荐适合的审稿人，但通过虚假的邮箱假冒该审稿人提供审稿报告；（4）编辑或编委忽视/扭曲审稿报告的内容；（5）编辑或编委给手稿分配愿意配合给出特定意见的审稿人；（6）编辑或编委伪造/篡改审稿报告；（7）期刊对未经过同行评议的手稿谎称经过了同行评议，以及其他不易想象的形式。
一个现状是，一些作者不了解什么是操纵同行评议，比如在COPE（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关于不当操纵同行评议过程的立场声明》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我们不清楚提交手稿的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由这些（操纵同行评议过程的）机构（向期刊）提供（虚假的）审稿人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是欺诈行为”[33]。
如果期刊被质疑同行评议过程被操纵，应由期刊和出版商调查，2017年《Tumor Biology》集中撤稿事件就是这种调查的结果。2017年4月，《Tumor Biology》发布了一篇撤稿声明，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同行评议过程受到了损害”为由，将一百余篇文章撤稿[34]。因为出版商自曝期刊的同行评议过程出现了严重问题，《Tumor Biology》随后被SCI剔除。
2017年7月，科技部通报调查处理结果，认定“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35]。此前2017年6月科技部表示，不认同《Tumor Biology》集中撤稿的做法，“撤稿是学术期刊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机制，正常的撤稿应当是期刊针对已发表的论文，发现问题的，随时发现，随时撤稿。但对数年来的论文集中、大规模的撤稿则是不正常的，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负责任的”[36]。
存在异常的文章得以发表可以提示同行评议有问题，但是文章没有问题，也可能存在操纵同行评议。比如前述科技部的通报提到，经学术评议，仅9篇文章被认定存在内容造假[35]。如果《Oncotarget》被发现同行评议过程存在问题，有可能成为科睿唯安将其从SCI剔除的主要原因。
为保险起见，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比如《Oncotarget》发表的文章的作者的国家/地区分布与其编委会成员的国家/地区分布存在差异。但我们看到最近五年主要发表来自中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印度和伊拉克的文章的《“拉丁美洲”药学杂志》（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三、如何避免被卷入下一场类似事件
在《Oncotarget》之后，至少有两本发表了较多中国作者文章的生物医学期刊被SCI剔除（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和Journal of BUON）。有理由相信一些作者遭遇了和《Oncotarget》被剔除时那些作者类似的麻烦。这里我尝试提供三条建议，也期待能够抛砖引玉，让经验丰富的人可以向身边的晚辈提供更好的建议。
远离掠夺性期刊
古语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要妒忌作恶的人，也不要希求与他们共处”。需要声明的是，我不主张过去或者现在的《Oncotarget》属于此处讨论的“掠夺性期刊”。COPE在2019年的文件中对掠夺性出版给出的定义是，系统性地以欺骗或欺诈的方式以营利为目的出版学术内容，并且不对质量做任何保证[37]。
可以说，掠夺性期刊作为一场骗局存在，向掠夺性期刊投稿可能使作者陷入意料之外的麻烦。那些向作者承诺豁免审稿、快速见刊的期刊，除了经常虚构它们被索引的收录情况和影响因子，甚至可能在某一天“关门跑路”，比如2021年Laakso等[38]发现有174种OA期刊疑似消失，其中68种的消失时间距离最后一期出版不足一年。文中没有讨论这些期刊有多少可能是掠夺性期刊，但掠夺性期刊消失的风险想必更高。
主动了解可以投稿的期刊
我相信很多作者在选择期刊时，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找不到一本“高快好省”（影响因子/分区高、审稿/见刊快、编辑/审稿人友好、无/低APC）的期刊，而是找不到可以投稿的期刊。很多学术期刊在国内的曝光度很低，低年资研究者往往不熟悉潜在的可以投稿的期刊，只熟悉一些“友好且有口皆碑”的期刊。
有很多期刊的因素有利于作者的手稿得以发表，包括手稿切合期刊收稿的方向、期刊在有意避免偏见和歧视、期刊对手稿的质量和价值的标准较低，当然，也包括有人在对期刊的出版流程进行操纵。作者可以通过期刊官网、近期发表的文章和其他人的建议对潜在的可以投稿的期刊进行了解，筛选出合适的期刊。如果作者无力为之，可以向第三方机构购买选刊服务。一些提供此类服务的网站指出，合规的选刊服务不违反学术道德，作者也不需要披露他们购买过类似的服务。
谨慎向同行评议过程可能存在问题的期刊投稿
作者尽责地准备手稿、回答审稿意见、“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不能避免那些同行评议过程存在问题的期刊出事，因为期刊可能对不同来源的手稿使用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s）。相反，在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作者选择向哪个期刊投稿是一种“用脚投票”，具有道德选择的性质。研究者可以参考学术机构发布的期刊预警名单和高年资研究者的建议，了解哪些期刊可能存在异常。尽管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在选择期刊时规避风险约等于难保收益，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余裕应对《Oncotarget》被剔除时那些作者面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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