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ecular Cancer影响因子突破40分，归功于中国研究者？
Molecular Cancer（ISSN 1476-4598）是BMC（隶属于Springer Nature）旗下的一本期刊，2002年在英国创刊；2021年的期刊影响因子为41.444，在肿瘤学排名7/245，生化与分子生物学排名3/296。
Molecular Cancer近年的期刊影响因子持续上升（图1），2020年期刊影响因子为27.401，一年后提高了14分；2016年在肿瘤学排名31/217，五年后跻身前十。
Molecular Cancer发表的文章均开放获取，但与BMC旗下的许多期刊不同，Molecular Cancer不发表同行评议报告。
图1 Molecular Cancer历年期刊影响因子
（改编自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网站截图）
Molecular Cancer的发文量“稳而小”，每年一百多篇；近年中国作者比例较高，2019-2020年发表的Article/Review共320篇，其中通讯作者含中国研究者的占86%（图2）。这本期刊最近在国内引起了关注，起因是网传今年有数家医院将其列入“预警期刊”名单，亦有网友对Molecular Cancer给出“高分低能”等负面评价[1]。
图2 Molecular Cancer历年Article/Review通讯作者含中国研究者百分比
可以说，近年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的快速上升是不寻常的。期刊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指标，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文章被引的次数，分母是文章的数量（图3）。
计算期刊影响因子时，会计算期刊、会议论文和图书施加的引用，但根据经验，肿瘤学期刊获得的引用绝大多数来自期刊，对来自期刊的引用进行分析，或许就可以发现Molecular Cancer期刊影响因子快速上升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研究者的功劳。
图3 2021年期刊影响因子计算公式
改编自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Reference Guide (June 2022)
分析万次引用
对Molecular Cancer在2019-2020年发表的文章，在2021年被引用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共有12927次引用，其中7817次来自Article，5043次来自Review，仅57次来自Editorial和Letter。由于计算期刊影响因子时，Editorial和Letter只计入分子，不计入分母，一些期刊会通过发表大量引用了特定参考文献的Editorial和Letter来提升自己或其他期刊的影响因子[2-3]，但Molecular Cancer从Editorial和Letter获得的引用很少，显然没有使用这种策略。
Molecular Cancer获得的引用主要来自2021年期刊影响因子为3-7分的期刊（图4）。表1列出了引用次数排名前20的期刊，其中有5种为“Frontiers in”系列期刊，3种属于MDPI，除自身外另有3种期刊属于Springer Nature。
图4 不同2021年期刊影响因子施引期刊的引用次数
表1 2021年发表的文章对Molecular Cancer 2019-2020年发表的Article/Review引用次数排名前20的期刊
将Molecular Cancer在2018-2019年发表的文章，在2020年被引用的情况纳入分析，可以看到来自Frontiers in Oncology、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的引用次数在一年内大幅增加（图5）；进一步检索发现，包括这两种期刊在内的、2021年施引次数最多的四种期刊，近年的发文量都在快速上升（图6）。这表明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上升，可能受益于其他期刊的扩刊[4]，但显然这种获益仍然需要结合其他条件才能发生。
图5 部分施引期刊的引用次数变化
图6 部分施引期刊近年发文量
对施引期刊所属出版商进行分析发现，Springer Nature旗下的二百余种期刊合计的引用次数最多，Frontiers Media旗下的25种期刊紧随其后，两者分别占引用次数的19%和18%（图7）。有些出版商会让旗下期刊互相引用，在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同时避免期刊的自引占比过高[5-6]。但大型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旗下众多期刊的引用次数一共只占二成，可以认为没有出版商自引的嫌疑。
图7 施引期刊所属出版商的引用次数比例
从期刊和出版商的层面没有发现可以解释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快速上升的原因的有力证据。然而，在分析中发现了许多线索，包括Molecular Cancer的中国作者的文章占比较高、引用次数前20名的期刊许多是中国作者文章占比较高的期刊，都提示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的快速上升，可能归功于中国的研究者。
中国研究者的贡献
将施引文章和被引文章按照通讯作者是否包含中国研究者分类，可以看到中国研究者的文章施引次数占比超过七成，表明Molecular Cancer主要从中国研究者的文章获得引用。
中国研究者在2021年发表的文章，对Molecular Cancer发表的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引用8606次，通讯作者不含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对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引用2990次（表2）。而且，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平均被引次数更多，调整文章的数量后为通讯作者不含中国研究者的文章的1.5倍。这表明Molecular Cancer发表的中国研究者的文章是它获得引用的支柱。
在表2分出的四类引用中，施引的中国研究者的文章最多来自Frontiers Media旗下的期刊。其次是Springer Nature；施引的通讯作者不含中国研究者的文章最多来自MDPI旗下的期刊，其次是Elsevier。
表2 施引文章与被引文章通讯作者含中国学者的情况
再一次将Molecular Cancer在2018-2019年发表的文章，在2020年被引用的情况纳入分析，调整发文量后，从2020年到2021年，相当于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对Molecular Cancer发表的中国研究者的文章的引用次数增加了3507次，通讯作者不含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对中国研究者的文章的引用次数增加了2345次；Molecular Cancer发表的通讯作者不含中国研究者的文章的被引次数在下降（表3）。这显示正是中国研究者的文章被引次数的突增，才使得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能够大幅上升。
表3 2020-2021年调整被引期刊发文量后施引文章与被引文章通讯作者含中国学者情况变化
一篇期刊文章被引用，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它“值得被引”，可以为作者写论文提供难以替代的支持；二是它“被看到”，符合作者选择参考文献的偏好。以上的分析只发现了中国研究者对期刊获得引用有主要贡献，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回答发表在Molecular Cancer的文章“为何被引”、“有多值得被引”的问题。
在国内有许多人从事肿瘤研究，这些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许多国际出版商打造了不同定位的肿瘤研究期刊，发表来自中国研究者的不同层次的论文。有理由认为Molecular Cancer在挑选那些预计会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全世界的研究者引用，就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同时，在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的期刊发表文章，有助于让文章被读者看到，提升作者以及他所属的社群的影响力。除了向现有的期刊投稿，还有一种更有利于中国的研究者社群的进步和发展的、与国际出版商互动的形式，就是中国的科研机构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成功的例子包括中科院与Springer Nature合作出版的Cell Research、中国科协与AAAS合作出版的Research。国际出版商开拓中国市场渐成趋势，与在早些年的学术出版环境中的处境相比，大多数中国研究者是这个趋势的受益者。
至于如何看待Molecular Cancer的期刊影响因子快速上升，要理解期刊影响因子可以被学界的潮流剧烈地影响，例如许多病毒学和传染病学期刊受COVID-19研究带动影响因子上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中国研究者在肿瘤学深耕多年，已经为支持一本主要发表中国研究者文章的高影响力肿瘤学期刊创造了基础条件，可以说Molecular Cancer的现状是BMC与中国研究者共同制造的，也只会因出版商或者中国研究者社群的改变而改变。研究者既要在选择期刊阅读和投稿时避免“唯影响因子”，也要理性看待研究者和科研管理部门对期刊是否存在“风险”的看法的差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 越晓星尘. Molecular Cancer为什么会被列为预警期刊？[OL].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2228980
[2] MARTIN BR. Editors' JIF-boosting stratagems - Which are appropriate and which not?[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1):1-7. DOI:10.1016/j.respol.2015.09.001.
[3] WILHITE A, FONG EA, WILHITE S. The influence of editorial decisions and the academic network on self citations and journal impact factors[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6):1513-1522. DOI: 10.1016/j.respol.2019.03.003.
[4] KOSYAKOV D, GUSKOV A.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Russian research assessment policies[J]. Scientometrics. DOI: 10.1007/s11192-022-04469-5.
[5] COPIELLO S. On the skewness of journal self-citations and publisher self-citations: Cues for discussion from a case study[J]. Learned Publishing, 2019, 32(3):249-258. DOI: 10.1002/leap.1235.
[6] ZHOU YP. Self-citation and citation of top journal publisher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the journal-discipline context[J]. Scientometrics, 2021, 126(7):6013-6040. DOI: 10.1007/s11192-021-0399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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